“文革”来袭，王任之受到了冲击，被迫“靠边站”，受了很多苦。宽厚处事、善良待人的王任之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甚至暗中支持，很少有人落井下石。戴着“走资派”帽子的王任之，在劳动改造地一带群众中威信很高。
　　重回岗位，再为群众谋福利
　　1970年，王任之恢复工作，任革委会副主任、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、生产指挥部副指挥并主持生产指挥部工作。1970年5月，在陪同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视察时，王任之谈到了引黄问题，提出应该辩证地看黄河是害河还是利河，用得好就是利河，用不好就是害河。他还谈到了“一沟三用”问题，钱正英说“一沟三用”好，就怕一沟一用。
　　1971年6月，中共惠民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镇召开，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惠民地委。王任之当选为惠民地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、生产指挥部指挥。在领导班子成员中，只有王任之和王玉华是惠民地区成立初期的地委、专署班子成员。他们两个负责生产指挥部工作，担子非常重。
　　惠民地区各方面条件都很差，很多领导干部不愿来惠民工作。粮食供应方面，别的地区供应百分之八十以上细粮，而惠民地区仅供应百分之五十的细粮，其中还有百分之十的地瓜面。居住条件方面，地级干部居住面积40多平方米、县级干部30多平方米。
　　王任之向主要领导汇报并请求省委增派干部。省委从五七干校和省直机关派了一批干部充实地委和生产指挥部。这样，负责生产指挥部工作的领导就增加了毕汝成和段锦州，四人协作能形成合力。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，常常到晚上七点多还不回家吃饭，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休息。
　　那一时期，王任之的日记中记载着他除了继续到打渔张、小开河、支脉沟、小清河等水利工地以外，还经常到桓台和小营等地调研。当时桓台县小麦单产是全省最高的，农作物密植也搞得最好，按当时粮食生产“纲要”早已达到长江以南的水平。他想总结出经验在全区推广。小营是旱田改稻田的实验点，他还设想等打渔张工程完全恢复引黄后扩大水稻种植面积。
　　当时，化肥大部分靠进口，国内大中型化肥厂很少。惠民地区因为运输条件不好也只有一家化肥厂。王任之就去找段锦州，请他到省计委争取投资在惠民地区建化肥厂。段不但争取到了投资，还协调来技术和物资方面帮助。
　　王任之还去找了当时油田负责人刘佩荣。那时，王任之也是地方支援油田工作的负责人，在打击盗取油田物资和副食供应方面给予了油田很大支援。地区很快便成立筹建组，随后滨南化肥厂开始建设。这既解决了原料运输问题，也缓解了油田油气排空燃烧浪费的问题。
　　分管筹建北镇黄河大桥，四处奔波克服资金和设计难题
　　1971年，因国防战备需要和解决地方及油田运输问题，省地决定在北镇道旭渡口修建黄河大桥。地委决定由王任之分管大桥筹建工作。
　　筹建之初就碰到很多问题。首先是资金问题，虽然国家同意投资1800万元，但仍需地方自筹百分之二十，以惠民地区当时的财力是承担不起的。
　　其次，大桥设计也遇到了难题。以往建桥时桥桩都是打在基岩或坚实的地层之上，而黄河下游河床之下全是流沙，只能靠桥桩与泥沙的摩擦力支撑大桥的重量。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，这也是黄河下游没有桥梁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延长桥桩长度是唯一的选择，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钢材、物资和资金。当时，虽然国家拨付了资金但是建桥并没有列入国家计划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没有列入计划很多物资就需要地方自己筹备。王任之为此跑油田争取帮助，跑国家计委争取支持，还联系了华东物资局和上海物资局两位山东籍负责人，争取到了有力支持和帮助。
　　建桥期间，王任之每个星期天都和干部、工人、学生、解放军一起参加义务劳动。由于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油田无偿提供的设备和物资援助，大桥提前建成并节省了大量资金。1972年1月大桥开建，同年9月合龙，创造了多项中国建桥史之最。
　　1972年，他先后调研马颊河疏浚工程、潮河拓宽疏浚工程、漳卫新河挡潮蓄水工程等，开始了一系列新的调查研究，酝酿着新的规划。他想继续完善地区水利系统，再次造福当地父老。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，忽然接到了省委任命调任临沂。
　　壮志未竟赴新命，难舍难分惠民情
　　1973年秋季，王任之带领惠民代表团参加省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。一天，省委领导突然召集临沂代表团，当场宣布临沂代表团由王任之负责，随后就让王任之与临沂领队交接工作。这种在全省会议上进行地方权力移交实属罕见。后来分析，临沂是“文革”重灾区，工作一直难以开展，因此急需他这样资历深、压住阵的老干部主持工作。
　　王任之自1932年入党后就一直在临沂地区活动，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领导的党支部已发展到五十多人。全面抗战初期，他在抗大民运工作团工作，在临沂各地办抗日青年培训团，每期培训数百人，办了多期，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日后成了当地各级干部，他们与王任之大都彼此熟悉。省委正是看重了这一点，才点了他的将。
　　王任之在日记中也写到，接到省委任务时，他也在纠结。一边是他战斗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，同惠民地区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彻底改变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没有完成。一边是生他养他的沂蒙山区，他从这里参加革命，整个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时期都在这里度过，从一个学生成长为革命者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他没有选择，只有服从组织安排。就这样，他交接完工作从济南直接去了临沂，直到春节才回北镇准备搬家。
　　儿子建军仍记得搬家时让人感动的情景。“搬家头一天我们住在招待所。清晨出门一看，院子里站满了人，他们个个深情、不舍地望着父亲。父亲同他们一一道别。出了大门后，路两旁还是送别的人群，父亲一边同前来送行的干部群众握手一边缓慢向前走。转过路口一直走到第一百货商店前面，还有很多送别的人群涌来。这时地委干部只好出来劝说群众，‘再不让王书记快点走，他们就赶不到临沂了’。听到这话，群众才恋恋不舍地让开路放我们走了。”
　　儿子建军回忆：“搬家回来后我仍去工厂上班，我的师傅对我说，你爸爸是个好人，‘文革’期间受了很多苦，他为惠民做了很多实事，老百姓都很敬重他。人们都说王书记是惠民的‘活地图’，他能记住咱们这里每一条沟渠的名字。我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，直到后来亲身经历了一件事，我才确信她说的千真万确。那是在1993年，退休后的父亲接到惠民地委邀请，回去参观。那次我陪同父母一起去的。一路上父亲很兴奋，不断地讲着沿途的遗迹典故。当车行驶到广饶县境内时看到前方有一条渠，他张口就说是支脉沟X号渠，随后每经过一条渠他都能迅速说出渠道编号。我很惊讶，却也半信半疑，于是故意指了一条很窄的渠问他，他竟一点没有犹豫，脱口就说这是XX干XX分干的渠道。他对这片土地真的是了如指掌！要知道，那时他离开惠民已经有20年了。到达招待所后，来看望他的人站满了楼道楼梯，连院子里也站了很多人。大家听说老领导来了，都想同他说几句话，两个多小时后还有很多人在排队。负责接待的同志担心我们长途跋涉很累，好不容易才劝退了大家。父母参观了几天，临走前老干局特意在一个礼堂，召开了王任之同老干部的见面会，父亲还在台上讲了话。我没有进去，但从里面一阵阵的掌声中知道气氛热烈融洽。”
　　王任之去世后，人们翻看他在惠民工作期间的日记时，发现里面记满了各条河流、干渠、支渠和各水利设施的名称。如果将日记中这些水利工程描绘出来，能将惠民地区的河网系统绘出个大概。他离开时，惠民地区河网水利系统已基本建成，只需要再补充一些拦河蓄水和平原水库，就基本上能实现全区耕地都变成水浇地。他很遗憾没能实现“粮棉跨长江”的愿望，就离开了惠民这个他工作了20年的地方。
　　当年，大寨人战天斗地改造虎头山、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，人们常常被他们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感动。惠民地区人民改造自然的艰苦奋斗同样值得铭记。他们在20年间建成的河网治理体系是山东最大的集灌溉、排涝、治碱于一体的水利系统，在整个华北也少见。这些功绩都是惠民地区人民，在机械装备极少的情况下，用铁锨一锨锨挖出，用小车一车车推出来的。（作者在搜集有关资料时，得到了水利系统孙永社、刘长红两位同志的大力帮助）